王石和万科的错误就在于一开始把大地震当作常态来对待，而很多很感人的企业，如果把此次大手笔的捐赠，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常态的行为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也很值得担忧。

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

广东加多宝集团(罐装王老吉的生产商)因捐款1亿元而一夜成名，“中国首善”陈光标因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参与救援而名声大震，诺基亚、宝洁等跨国公司却因信息不畅被登上“铁公鸡榜”，王石更是因为“10元论”成为众矢之的，一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又使沃尔玛、联合利华等企业身陷“捐款门”。

“大地震震醒了很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日前在“2008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评选活动启动仪式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何志毅这样对记者说，他把5·12大地震后的中国归纳为“非常状态”。

在何志毅看来，王石和万科的错误就在于一开始把大地震当作常态来对待——地震当天，万科集团总部捐款200万元。而后来万科决定出资1亿元参与四川灾后重建才是当作非常态来处理了，“实际上万科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次抗震救灾，因为这个大灾难的发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话题的热度达到如此白热化的程度。”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坦言，在这个热度中间，“有的企业变得很‘红火’，有的企业就天天跟烤羊肉串似的，在红火中间被烤得很难受。”

袁岳也认为王石本人是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这次的错误就在于缺少“商数”——如同智商、情商一样，“如果企业家自身的商数不够，就应该找一个商数够的人来做。企业家应该注意，一方面要干，另一方面要会干，让人们感觉你这个事做的是我们心坎上的事。”

反观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虽然一些知名企业一会儿登上“铁公鸡榜”，一会儿身陷商务部的“捐款门”，但其应对却是比较迅速且有效的。

何志毅说，跨国公司在平时的捐助方面并不突出，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有计划、有预算地长期从事某些领域的事业，但这一次，很多跨国公司为中国的大地震改变了方式。例如，诺基亚公司为此专门拨出了特别资金，思科全球CEO钱伯斯亲赴四川灾区，决心追加捐助数亿元人民币，并计划派出一个团队在四川灾区持续工作3年，以思科特殊的专业能力与国际国内NGO一起为灾区提供专业的和长期的支持。

“因为他们把这次事件看作了一个非常态事件。”何志毅说。

不过，也有一些业界人士认为，短期和不专业是目前中国不少企业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工作最大的硬伤，短期行为只能证明有些企业家挺有人性的，但是对真正可持续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没有太大的帮助。 

“这次地震中很多企业非常慷慨，而且非常感人，捐了很多钱，但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常态的行为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呢，我觉得可能要去思考一下。”美国礼来公司中国副总裁何育萍有点忧虑的表示。

亚商集团董事长陈琦伟认为，目前有些企业急功近利，“如果把尽一份社会责任，用博取了社会多少的赞赏和掌声来衡量，这个企业不一定能持久发展。” 

陈琦伟做了一个对比，美国发生卡特林娜飓风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企业捐款活动，有一些企业捐款的时候，员工还有点不情愿，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本质上是联邦政府的事，“美国企业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或者说中国企业的做法完全是对的？我个人认为不一定。中国企业这次做得好，不一定标志着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用钱来衡量。”

实际上，源于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巨大外部压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社会责任(英语简称CSR)已然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和普世的价值追求。作为一种“全球契约”，CSR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要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担当责任。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教授分析，企业在社会当中，所承担的责任可以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股东承担的利润责任，第二个层面是对社会承担的法定责任，第三个层面是对社会承担的道义责任。他认为，由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法律监管的不完整性，人们无法具体要求衡量某一个企业到底是否承担了第二和第三层面的社会责任。“在很多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把企业对慈善事业的捐款，当作第二第三层面的主要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