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认为，经济适用房是照顾中低收入人购买的，但实际上低收入人买不起房，因此所谓的经济适用房照顾了中高收入人，而且是收入比较高的人。

“住房不公平很难改变”，“经济适用房这条路走错了”，在上周末某基金募捐会上，面对上百位房地产开发商，茅于轼发表了他关于中国房地产的几个“比较有把握的观点”。

最好的房子住的人最少，最差的房子住的人最多，茅于轼认为，住房不公平现象是人类社会不公平的集中表现，中外古今任何社会没有例外，而且没有可能在未来三五十年里改变。现在关于房地产的争论，背后都隐含着对于公平的要求，公平只能慢慢做到一些，完全平等不太有希望，因此，茅于轼主张，给予住房最困难的人一些帮助。 

人权包括住房权，茅于轼断言，现在住在马路上的人还是不多，大家都有一个地方能勉强住下。房地产业追求公平，首先要解决居住条件特别差的人，让他们能够住上一个比较好的房子。廉租房可以解决人权中的住房权，而经济适用房这条路是错误的。因为，经济适用房是照顾中低收入人购买的，但实际上低收入人买不起房，因此所谓的经济适用房照顾了中高收入人，而且是收入比较高的人。茅于轼反问，如果买不起房就先租房住，为什么要买房呢？为什么还要政府帮助他置业呢？政府有什么义务、拿什么东西来帮他置业呢？说白了，经济适用房就是政府拿大家缴的税收来帮助中高收入人置业！这个没有道理。 

茅于轼认为，如果大多数老百姓都能买得起房，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收入提高到了这个水平，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政府再靠政策帮助也是枉然。政府用大多数人缴的钱帮助大多数人买房，岂不多此一举。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还反对政府免费提供经济适用房土地，他为此算了一笔账：假定这块地值一个亿，政府卖了两千万，或者白送了，政府就损失了八千万或一个亿，这笔钱可以解决多少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茅于轼呼吁社会消除对企业家的偏见，他说，解放后我们有很多坏毛病，第一个坏毛病就是仇富。要把仇富的心理消除掉，要公认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人。改革以前，是工人农民创造财富，工人农民由党来领导。改革以后，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10倍地创造出来了。这个财富是怎么创造的？是企业家的作用，不是农民的作用，不是工人的作用，是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的特点是什么？他做的事都是和政府商量着办，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茅于轼承认，过去他认为房地产有泡沫，现在对这个问题确实是越来越没把握。泡沫是怎么回事？就是投机的人太多。一定数量的投机是非常需要的，投机也是创造财富的：投机者低买高卖，供给多价格低的时候需求不足，买进就多了需求，就缓解了价格的过低；供给少价格上升的时候卖掉，使价格受到压制，因此，好的投机会把价格波动减少，或者会在时间上调剂余缺。但投机太多，就会干预买卖，使得价格信号发生扭曲，就变得有害了。茅于轼说，房地产是不是有过多的投机，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们可以观察房地产的实际销售情况，和房子的利用情况。如果很大一批房子没用，那就有可能会出泡沫。